@@@卡若文化@@@

　　一、卡若遗址及其发现
　　卡若遗址位于昌都县城东南卡若村，距县城约１２公里处，地处东经９７°２′、北纬３１°１′，海拔高度３１００米。澜沧江和卡若水在此交汇，并在两河交界处形成了几级台地。卡若遗址即位于澜沧江西岸第二、三级台地上，东靠澜沧江，南临卡若水，北依子隆拉山，西即卡若村。卡若遗址之名，来自卡若村。在藏语中，卡若意为“城堡”。传说元朝时，当地藏族群众筑城堡抗御元廷将军多达，后虽事败城毁，全名称却沿用为村名。
　　卡若遗址开始发现于１９７７年。当时，昌都水泥厂工人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石器、陶片，即上报地区文教局。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闻讯后，曾派３位专业人员前往调查，推测是一处原始社会遗址。
　　１９７８年５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式发掘了遗址。其间，国家文物局、四川省博物馆的同志曾参与协助工作，共揭露遗址面积２３０平方米。
　　１９７９年５～８月，由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参与发掘了遗址，本次揭露面积１５７０平方米。
　　至此，两次共发掘１８００平方米。从遗址年代看，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距今有４９５５±１００年～４２８０±１００年。晚期遗址距今有３９３０±１００年。从遗址范围看，除早期被破坏的以外，其主要部分已基本被揭露。遗址东部遭到了一定的损坏。鉴于卡若遗址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性，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８日，被列为西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卡若文化及其内涵
　　卡若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自治区发现的第一处原始社会村落遗址。卡若遗址所代表的原始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１．卡若文化的特征
　　卡若遗址的原始文化具有以下地方色彩：
　　其一，生产工具。遗址已经表现出新石器时代的全部特征，但仍以打制石器为大多数。打制石器、细石器和磨制石器并存。从形制学角度看，打制石器、细石器均有明显的地方特征，磨制石器则以半月形石刀为代表，这种石器在其他遗址中也曾出现。其二，陶器均为夹砂陶制的小平底器，以罐、盆、碗为基本组合，与中原地带新石器文化的三足器、圈足器不同，而与西南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陶器有一致之处。
　　其三，建筑业。从石墙房屋、石砌道口、圆石台、石围圈等来看，卡若遗址大量采用石块为建筑原料，并出现了炉灶。在半地穴房屋中有“井栏式”木结构出现，这具有典型的地方性。
　　从以上几方面看，卡若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与我国已知的其他类型原始文化有明显不同，根据考古学通例，被命名为“卡若文化”。
　　２．卡若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内涵
　　卡若文化可能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上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第一，当时昌都一带已处于农牧社会。
　　从卡若遗址残存的孢粉分析、栽培作物与兽骨鉴定来看，当时昌都一带气候比较湿润，不仅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松林、栎林、等），各种蕨类（桫椤）、草木植物、蒿、藜、麻黄等，还出现了栽培作物谷子（粟米）。谷子系西藏地区栽培农作物的首次发现。卡若遗址出现了猕猴、兔、家鼠、旱獭、马鹿、麂、牛、青羊、鬣羚、雁、隼、猪的骨骸。其中，猪已成为饲养的动物。由上述可知，距今５０００年前，居住于昌都一带的卡若先民们已开始种植易于生长的谷子，饲养适应性广泛的家畜（猪）了，同时也以狐、青羊、马鹿等的狩猎作为补充。这就说明，当时昌都一带已进入了农牧社会。
　　第二，卡若文化反映了当时昌都一带氏族公社的一般情况。
　　从卡若遗址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已形成了初级村落。其中的房屋面积，多在１０～２０余平方米之间，可供４～５人居住，说明当时可能处于对偶制家庭的阶段，而其中一座近７０平方米的建筑，则是氏族成员集会的公共场所，可见当时处于氏族公社时期。在此时期，除了前述的农牧生活外，卡若先民们还开始了原始的纺织，并有了爱美的观念及初步的装饰艺术；另外，在饮食习惯上，以鱼为禁忌食物。这一切，都是其他藏区氏族社会的共同特点。
　　从考古材料比较而言，卡若文化的先民们与雅鲁藏布江流域曲贡文化的先民们，是两个已结成亲属关系的氏族部落群体，这说明卡若文化对研究青藏高原其他地区原始文化具有参照的意义。
　　第三，卡若先民们已开始了定居生活，他们在建筑方面的贡献对以后藏族文化影响深远。
　　卡若遗址中不仅有房屋、炉灶、圆形台面、道路、石墙、圆石台、石围圈、灰坑等不同类型的建筑遗址，而且遗址密集错杂，左右相并，上下重叠，说明当时的建筑水平与技术已达到一定的程度。尤其是穴居、半穴居式的居住建筑，对藏区原始文化的建筑营造技术及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更有研究者认为，卡若先民的地面建筑，是藏族传统碉房的前身，并认为遗址中某建筑组合（Ｆ５、Ｆ３０、Ｆ１２）有着明显的碉房色彩：底层空间狭小，有石砌围护结构。这些特征至今仍留存于藏区碉房。而为了最大限度利用平面空间造成的建筑密集、杂乱、重叠、相连，至今仍是西藏山区（含昌都一带）建筑的特点之一。
　　第四，卡若文化说明了青藏高原原始文化与祖国其他地区，甚至亚、欧洲地区的原始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卡若遗址、遗物的特征显示，卡若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细石器的出现，带有明显的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风格；用砾石或砾石片制成的大量石器，多半属于中国南方或及东南亚地区的中石器时代乃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传统；遗址发现的穿孔贝、原产地在南海，说明当时部落之间的交流已经达到了很远的地方（尽管是间接的）；在文化内涵上，卡若文化又与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原始文化相似，这说明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原始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
　　卡若遗址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Levallois Technique）制作的器形，可能是接受了中亚、南亚甚至欧洲、近东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影响；印尼交界地区克什米尔布尔兹霍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半地穴式房屋与长方形双孔石刀，可能是经卡若文化西传的黄河流域原始文化的因素；而卡若遗址中发现的一种长方形骨片，与伊朗西部甘吉·达维（Ganj Dareh）新石器早期遗址中的骨片如出一辙，这一切都说明了当时卡若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密切交流。此外，细石器和陶器、磨制石器共存的原始文化遗址，在昌都地区还发现有两处，即烟多遗址、小恩达遗址，均属于卡若文化范畴（详见下节）。
　　卡若遗址是西藏自治区发现的第一处原始村落遗址，它的发掘，是西藏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卡若遗址的发现，不仅有力驳斥了美国某些人类学家认为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西藏才有人居住的错误观点，而且展示了四五千年前昌都一带灿烂的原始文明，雄辩地说明了昌都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研究西藏的土著文化与土著民族，乃至藏民族的起源等问题均有重要意义。

@@@小恩达遗址与烟多遗址@@@

　　一、小恩达遗址的发现
　　小恩达位于西藏昌都县北５公里的昂曲河东岸，东距小恩达乡８００米。
　　１９８０年５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小恩达遗址进行了调查与试掘工作，共开探方二个，探沟一条，发掘面积６０平方米。初步调查后可知，遗址分布在小恩达小学一带的第一、二台地上，面积约８０００平方米，是一处具有丰富内涵的原始社会遗址。
　　二、小恩达遗址的内容
　　经１９８６年的发掘，发现较完整的房屋遗迹三座，灰坑一处，窑穴五处，出土了大量的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片等，主要有：
　　发现了较完整的房屋基址三座（Ｆ１、Ｆ２、Ｆ３），面积约１８～２１平方米，屋内地面为厚３～５厘米的红烧土块，居住面上发现有兽骨、刮削器、切割器、石斧、骨针等遗物，有的房屋周围分布有明础，墙壁以木柱为骨，编缀枝条，内外涂草拌泥而成木胎泥墙，然后烧烘而成。
　　窖穴共发现五处，平面呈现圆形或椭圆形（Ｈ１～Ｈ５），分为桶状和袋状两种，如Ｈ３平面呈椭圆形，最大口径７２厘米，深３０厘米，内堆积有红烧土块、石片等物。
　　石棺墓葬有一座（Ｍ１），棺室四壁系用天然砾石叠砌而成，顶部用直径８厘米之栅木（尚有痕迹），上覆砾石。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墓主男性，年约２５～３５岁，殉葬有陶罐等物。
　　灰坑一处（Ｈ１），有先民们的遗物。
　　石器有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等几种。其中，打制石器８７件，占石器总数的７４．４％，多系砾石，分为石核、石片、铲状器、切割器、石斧、锄状器、尖状器、砍斫器、敲砸器、刮削器、雕刻器、钻、矛、砧、石杵、重石等十六种器形；细石器２３件，占石器总数的１９．６％，石质有玛瑙、燧石、变质砂岩等，分为细石核、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等四种器形；磨制石器７件，占石器总数的６％，有石锛、石凿、石片等三种器形。
　　骨器共１９件，分为骨针（８件）、骨锥（９件）、骨刀梗（１件）、骨匕（１件）等四种。
　　陶器，受限于试掘面积，尚未发现完整器物，但出土了陶片２５９片，均系夹砂陶，以灰陶为主，此处又有红陶、黑陶。陶器的类型多种，较典型的有罐（７件）、盆（２件）、碗（１件）等三种器形。陶器的纹饰较丰富，以刻划纹为主，纹样繁多，线条清晰。

三、小恩达遗址反映的文化内涵
　　从打制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三者并存，而且以打制石器为主来看，小恩达遗址处于新石器时代，年代距今３７７５±８０年（树轮４１２５±１００年），晚于卡若遗址。
　　小恩达遗址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属于卡若文化的范畴，但又比卡若文化有明显的进步。从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兽骨等物来看，小恩达遗址已进入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阶段。
　　从文化面貌来看，小恩达遗址还与西藏林芝、墨脱、拉萨北郊曲贡村几处遗址的原始文化，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小恩达遗址，是藏东昌都地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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